乌镇的爷爷 | 文本再生随想
艺术是无对象的慈悲
——木心
这次的事出来后，我本来没想凑热闹。有一个网友说，卢女士就像是焦大看林黛玉葬花，大煞风景，而且还傻乎乎的。很多木心的诗文，比如《法兰西备忘录》，他都明明告诉她这是从梅里美等人的小说中抽出来的，抽离了文字中的“人”，只留下“景”。卢却还在为自己搜到了出处而自得不已，像是城管捉到了偷儿。
躲在卢后、跳在卢前的好汉们，才真真让人悲哀。共和国普及教育已经有些年头了，常识在哪里？唾骂一个舌灿莲花的人，至少和他差距不要太大，才有杀伤力啊。
其他一干文学城管说木心不注明出处，引用的规矩必须如何如何——他们大概在当今学院为毕业论文吃了太多苦，心理变态了，居然要求诗人标明出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魏晋唐宋得有多少诗人必须双规、审查、交代啊。
至于大量的借用，木心在《遗稿》里《文学回忆录》里都有言在先，读过他的书，能听懂人话，根本不会想到抄袭上去。而卢（这大概要说是读木心最认真的人了），居然活生生给读到另一条道上去了。
我服了，人和人的差异乃能有如此之大。
卢当然理直气壮，独个儿站在文学法庭的原告席上,顾盼自雄，或许还因为被告的缺席而显得更其卓绝。其实木心把话已经说的明明白白，从书名，再到题目，题目底下的副标题或是小注，篇尾的说明补充，还有文学课上的私房话，真的已经说了够多了。卢即使没读过这些“文本”，也肯定考据过，但她在论文中从头到尾就是一副这样的姿态:
“我不听、我不听！”
许多人包括随安室都称赞她的考据功夫，我对考据不感兴趣，只因从来没有做学者的念头——木心很多诗文都注明了“掠”自什么什么，因为他期待高明读者发现他的游戏，在老人自己透题的情况下，卢女士找到答案有什么值得自豪呢？
我喜欢的是这样的一种阅读遭遇：在读木心的某些篇章前，也许是初次，也许是重读，我业已读过他借用的原文，而这时居然在木心笔下又见到了似是似非的字句。《木心遗稿》里有一篇《西伯利亚主祷文》，是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的信，我看到时就是这种感觉。
而我看的过程中，一边在搜寻自己的原文记忆，一边琢磨木心何以这样排布取舍，这是多么益智的阅读经验啊！要知道，那种一眼看穿的快感是双向的。如果坐在中央公园的长椅上看原稿，当即对木心指出来，他不知开心成什么样：那是他的快乐，更是你的快乐，文学的快乐。
（然而换作是卢，大概又会列表邀功道：“看呐！我这个研究生又研究出来一篇原文！”——她会的，我向上帝发誓。）
对比黄庭坚、辛弃疾他们，就知道木心的可悲。辛弃疾是化用狂魔，而宋代偏有高人能频频接住他的高招。辛词一出，方家过目，随手指点，点到的皆是稼轩的痒处。这种默契，才是诗与诗人的幸福啊！
如果宋代读书人也像本朝的硕士博士大教授一样，那辛弃疾该多么沮丧、寂寞、没劲儿。而木心的作品偏偏落在了本朝。
我平时写小文章，信手就会捻入鲁迅的片言只语，大多数藏在极零碎的没人会注意的小角落里，但我对那些句子太熟悉了，控制不住就笔下冒出来。这种小动作，自己当然得意，但必要是被人看出来，才真正痛快。所以有的人要我的文章看，我都不愿给他，因为他读鲁迅，没读进去，更没读出滋味。
木心挖苦过“文学封神榜”“文学排行榜”，现在木心也被讥笑，不是有论者说他（在《文学回忆录》里）只会排座次吗，一流二流三流如何如何。随安室先生也未能免俗，给木心排了个座位，让他坐在鲁迅的后桌的后桌，他在中间安排了个谁？我倒很想知道。
我不由得想起以前的所谓“鲁郭茅、巴老曹”，现在又有人在讲“当代四大名著”。我只看重说的人是谁，座次排出来，我就看见排座位的这个人。鲁迅曾经给他当时的作家列过一张表，小说是某几位的好，散文呢，冒号后面第一个名字是周作人。木心将福楼拜巴尔扎克视作舅舅，又高度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什么意思？怎么理解？
随安室将鲁迅列为“上之上”，将木心列为“上之下”，“鲁迅迷”或许就会来附和道：“咱迅哥儿是永远的神！”当然，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，“鲁迅黑”来反驳道：“鲁迅也配？”
至于木心的“上之下”，在当前，已经不用加“可能”，有点教养的会说：“哎呀，还是虚高了，随安室先生请您再往下调一调吧，后面还有空座。”
我全不会去为鲁迅木心叫屈或叫好，因为我看到的只是将两个浙江人如此定位的随安室而已。
该怎么说呢，在我心里，鲁迅、梁实秋、周作人，甚至包括陈独秀，在我心里和木心是一样的，从年龄上来说，从他们传世的照相来说，那一张张面孔都是我太爷爷辈。他们各自的影响或有大小，历史地位或有高低，但在我心里他们只有亲疏远近之分，我没有觉得他们谁高谁低，谁前谁后。
陈独秀见了鲁迅，不会蹦到鲁迅面前说：“豫才兄，看我个子比你高哎！”鲁迅也不会说：“我的胡子可比你硬！”
我所谓的亲疏远近是怎么回事呢？
比如说，我的性格和大先生更相投，我们都看不惯某些东西，忍不住骂几句，而且幽默得要死，我和二先生就远一点，他年轻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，但后面就真是一个老人了，平静的像他抿起来的那双嘴唇。
但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大先生不可理喻（其实是可解的），他通日语，可是只知道翻译什么日本评论家的杂文，而二先生翻译了《枕草子》，这时，我又觉得跟二先生更有话说。
再到木心，我也把他当爷爷，周家的两位是绍兴爷爷，木心是乌镇爷爷，但木心给我的感觉是：他一直都是《第一个美国朋友》里的那个小男孩。
木心不穿长袍，不留胡须，满身孩子气，所以我一见木心，就亲的不得了。他说的话，除了有些知识性的原因（不认识或没读过），其它我几乎都能听懂，听进去。相反，某类人只知道挑几个他的知识性错误，“知识”到了这种“境界”，真是可悲叹的。
但在鲁迅面前，我和木心都是晚辈，可以妄称同学，同学之间当然比和老师之间更亲密。我感到和木心比和鲁迅更亲近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好多事，鲁迅不知道，木心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只能和木心说说。
随安室说木心有“五四遗风”，当然有，但这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说法。五四无法安放他，不是我瞧不起五四，是木心实在另类，格格不入，翻遍民国的文学，哪有《明天不散步了》那样的文章啊，怎么可以有？到了咱21世纪呢，更加格格不入。我只能借木心自己的话，把他打发到陶渊明那里去吧——塔外人。
或许也并不必急着给他定位、定论，至少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刚需，我即使不确定他的文学史地位，我也还是可以读得下去他的书——所谓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？
茅坤把韩愈放在八大家首席，可周作人根本不吃这一套，《红楼梦》似乎确凿已经成了汉文学的圣经，也不是仍有不少作家不认这个账嘛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地位高到无以复加，可随便哪个关心陀的都知道纳博科夫怎么评价他。木心就说过，“托尔斯泰说了也不算”，推一下，托尔斯泰研究专家说了也不算。
日本人推崇王觉斯，认为“后王胜先王”。我大爱觉斯，听到这话却大为光火，简直胡言乱语，成何体统。我深知后王对先王有何等的理解和追慕，但我也知后王的手段如何了得。在木心和鲁迅的关系上，我亦作如是观。
【注】本文作者是名，系00后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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